因为他不肯为官,所以疏远他,却又推崇其不屑名利。
对于不劳动就有吃穿的人,夸他有本事。对于没有功劳就能获得官位的人,夸他有才能。
这种本事和才能,只会导致国力衰落,造成土地的荒芜。
赞赏这种人物,势必就要亏损国力。
这就是五蠹大致上将的思想观念。
因为这篇文章出现在2000年前,又恰逢是一个大分裂时期,所以部分观点可能存在局限性。
如果感到难以接受,不是因为时代变化,就是因为讲讲的太透。
儒家利用文献扰乱法纪,但却得到了君主的任由。
游侠使用武力触犯法令,但却变成了贵族的武力。
法令所反对的,成了君主所重用的。而那些应该被处罚的,又成了权贵所豢养的。
面对如此矛盾的法治体系,即使出现了十个黄帝,也不可能治理好天下。
楚国有个仁义之士,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,于是他就找到令尹检举揭发了偷羊的父亲。
结果令尹却认为他对父亲不孝,最后判了他的死罪。
鲁国有个无名兵士,每次跟随国君去征战,每次都第一个逃跑。后来孔子问他原因,他说家有老人,自己不敢战死,结果孔子就认为他是孝子,最后推举他做了官。
对君主的忠诚成了父亲的逆子,父亲的逆子成了君主的忠臣。
之前令尹杀了那个品行好的人,此后,楚国之恶再也无人检举。
自从孔子奖赏了一个逃兵,此后,鲁国之兵逢战就要逃跑。
因此,早在仓颉造字时,就知道公与私的关系必然相悖。
如果君主要赞成私人的利益,就必然要损伤自己的国力。
杀敌有功的人本该受赏,结果回军后,君主喊仁爱。
攻城破敌的人本该受爵,结果归来后,你又说什么兼爱。
如此的君臣关系必然就不稳固。
国家富足要靠农民,却给不事劳动儒生很高的地位。
攻城略地要用士兵,却给游侠送去财物。
得到利益的人,不是理政要用的人,但理政要用的人,又不是得到利益的人。
于是不再有人从事农业,从军征战;相反,各种伪善却十分盛行,这样就必然要面临衰退。
这里没有暗示司马老师和圣母
这些其实就是后来宋朝的问题。
所以,统治不在于多么智慧的言语,如果百姓理解不了制定的法律,那么自然也难以遵守。
连糟糠都吃不上的人,不会追求精美的饭菜,连粗布都穿不上的人,也不会想那些华美的服饰。
所以不采用普通人都明白的道理,反而去看那些聪明人都难以理解的说教,就只能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。
对百姓来说,没有钱财可以利用,没有权势可以依仗,所以只能提倡诚实。
但君主则不同,他可以利用权术赏罚分明,何必去寻求什么忠诚呢?
再说现今本就没几个忠义之士,但治国所需的官吏却数以百计。
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专行法治。
只要法治够严,他就足够诚实。
喜欢那些张口仁义,说话好听的人,那整个朝廷都是花言巧语;说几句空话就能讨好君主,谁还会去办一件实事呢?
所以你看现在家家户户都有商君的法典,可秦国却越来越穷,原因就是都在空谈耕作,不再去从事辛苦的农务。
家家户户都有孙吴兵书,可兵力却越来越弱;原因就是都在空谈兵法,不再去参加搏命的征战。
所以,明君善于使用民众的力量,不听信那些高谈阔论;奖赏人们的功劳,禁止那些无用的言行。
这样一来,民众才会为国君出力。
如果耕种能带来富足,那就算再辛苦,也有人去干。
如果从军能带来显贵,那就算再危险,也不缺少兵士。
可现在却有100人空谈,只有一人在田地耕种;100人当官,指导着一人作战。
再往下,‘故民主之国,无书简之文,以法为教;无先王之语,以吏为师;’
这个就是焚书坑儒的源头。
说起来残暴,但其实在每个朝代都接连发生。
什么帝王之术,无非就是愚民,御民的办法。
所谓连横,就是依附强国去攻打弱国。
所谓合纵,就是联合弱国去对抗强国。
可一旦连横,就必须献上土地或者利益,呈上国君的玺印,以此来获得强国的信任。
但这样国家的疆域就会缩小,君主的声望也不断降低,还没来得及得到好处,就已经走进了混乱之中。
同样,一旦合纵去援助小国,就等于是走上了独木。
胜利不一定能得到好处,失败就要面临亡国。
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出路。
(本人表示这都是韩非说的,我本人对优待尼个这事不发表任何看法)。
因此,合纵连横没看到作用,但是搞合纵连横的人却因此赚够了名望。
君主的地位在不断下降,纵横家们却扶摇直上。
想要统一天下,前提是能打败他国;想要获得安全,就要保证本国不受侵犯;
国力强盛就能打败他国,朝廷安定就能不被侵犯。
所以纵横家不过是在挑唆争斗,就如同执棋者一样从中获利。
(我对外交皮条家们,也没意见。)
这个天下从来都是东西越好,越容易取得功效;资源越多越容易获得成功。
所以国家强盛,计策很容易就能成功,国力越衰落,计策就越容易出现失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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